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企业治安保卫条例（修正）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1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5年2月10日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5月30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22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广州市企业治安保卫条例》的决定进行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职 责
第三章 防 护
第四章 管 理
第五章 罚 则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保障企业财产和职工人身安全，根据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有生产、经营场所的所有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企业必须将治安保卫工作纳入企业管理，坚持预防为主、确保重点、严格管理、保障安全的原则，并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治安保卫责任人制度。
第四条 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健全治安保卫工作制度，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预防和消除治安灾害事故，检查和消除安全隐患，维护本企业内部安全与稳定。
各级人民政府对治安保卫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企业和个人，应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五条 市公安局是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各级公安机关依照职权分工，指导、监督辖区内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
第六条 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应当协助公安机关指导、监督所属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

第二章 职 责
第七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本企业的治安保卫责任人。
企业的治安保卫责任人，应根据本条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安机关对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要求，组织制订和落实内部各项治安防范措施。
第八条 企业根据治安保卫工作需要，设置相应的保卫工作管理机构，配备保卫工作管理人员。不设置保卫工作管理机构的，应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卫工作管理人员。
企业可组建护卫队、消防队、业务上受公安机关的指导、监督。
本条第一、二款规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情况，应报公安机关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备案。
第九条 企业保卫工作管理机构、专（兼）职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在企业治安保卫责任人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法律、法规中有关企业治安保卫工作规定，以及本企业制订的治安保卫工作制度；
（二）制订安全保卫措施，组织落实安全防范工作；
（三）检查、考核企业治安保卫工作，分析本企业安全防范情况，提出改进治安防范工作意见；
（四）协助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在企业发生的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
（五）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在企业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及治安灾害事故；
（六）协助公安机关管理本企业暂住人口和职工住宅区治安工作；
（七）处理发生在本企业有关危害治安尚不够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
（八）受理职工对危害企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行为的举报或投诉；
（九）组织职工的安全防护教育和培训护卫、义务消防人员。
第十条 企业护卫人员的主要职责：
（一）守卫大门和要害部门（部位）
（二）巡逻检查；
（三）执行保卫工作管理机构或保卫工作管理人员交付的其他任务。
第十一条 企业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和护卫人员在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现场，有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将行为人立即扭送公安机关的责任。违法犯罪行为被制止后，不得对行为人实施殴打、侮辱、关押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

第三章 防 护
第十二条 企业应建立治安保卫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各层、级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并参与本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十三条 企业制订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必须建立和坚持定期检查制度，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消除。
企业接到公安机关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后，应在限期内完成整改项目。
第十四条 企业应将掌管重要机密和生产、经营指挥决策，以及对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和关键环节，列入要害部位防护范围，并报公安机关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备案。
要害部位必须落实下列安全防范措施：
（一）指定治安保卫责任人；
（二）建立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
（三）设置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泄密所必需的安全设施或技术防范装置；
（四）组织值班护卫。
第十五条 企业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和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以及病毒载体和有害菌种，必须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制定应急方案。
第十六条 企业的财物管理，必须采取下列防骗、防盗、防抢、防火措施：
（一）同外部经济往来，应核对当事人的证件、委托书、资金真实性以及其他有关的履约能力情况；
（二）现金、有价票证的管理，必须遵守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存放部位应安装防盗设施及技术防范报警装置；
（三）物资的管理，应建立健全收发、领退、核对的日清月结制度。物资仓库应安装防盗设施、配置完备有效的消防器材；贵重物品及危险品的保管、运输，除应安装防火、防盗报警装置外，还应制定防抢的应急方案。
第十七条 金融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置和使用防火、防盗、防抢、防破坏设施和装备。
各金融单位在新网点建设或旧网点改造施工前，须将营业用房和营业场地的安全防护设施设计方案和图纸报上一级金融单位提出意见，再报送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后方可施工。工程竣工后，经公安机关验收合格，发给安全合格证书，方可启用。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八条 企业招聘职工，应核对身份、造册登记，并交保卫部门备查。职工上岗前，应进行法纪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
第十九条 企业选配要害部位工作人员，应严格考查，按照专业知识技能与思想道德表现并重的原则，择优录用。不适合在要害部位工作的在职人员，应及时调离。
第二十条 企业应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对在职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裁定假释、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员，以及被决定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人员、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员，进行监督、考查和教育，并向公安、司法机关通报其表现情况。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进入他企业生产、经营场所，施工一个月以上的，应与该企业签订治安保卫责任合约，并根据需要建立治安保卫组织，接受该企业保卫工作管理机构或专（兼）职保卫工作管理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施工场所有易燃棚架或其他危险物品的，施工单位应组建义务消防队。
第二十二条 企业出租或转租场所供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租赁各方应将生产或经营项目、场所范围、租赁期限等事项，向公安机关报告，并按如下规定承担租赁场所范围内的治安保卫工作责任：
（一）场所整体出租或转租的，由承租人或受转租人承担；
（二）场所分散出租、部分出租或转租的，由出租方承担；
（三）场所整体承租后，又分散转租或部分转租的，由转租方承担。
不承担场所整体治安保卫责任的承租方或受转租方，应与出租方或转租方签订治安保卫责任合约，并接受其对租赁场所治安保卫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企业对妨碍、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毁企业财产，侵害企业负责人或其他职工人身安全的行为人，应对其进行劝阻或制止；情节严重的，应扭送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企业发生的刑事案件及治安灾害事故，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并保护现场，组织处置、抢救工作。
企业发现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的行为，必须立即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国家安全机关或公安机关报告。
企业对内部矛盾引发的不安定问题，应及时疏导和处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二款规定，逾期不完成整改项目的，对治安保卫责任人给予警告或建议其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要害部位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还可责令企业有关部位停产停业。
法律或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企业因治安保卫工作措施不落实而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企业治安保卫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金融机构新网点建设或旧网点改造，凡不符合安全标准，未取得公安机关的安全合格证的，人民银行不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已向人民银行申领了《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营业场所，凡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由公安机关限期整改；在限期内仍未达到安全防护要
求的，公安机关应当建议人民银行责令其停业或取消其经营金融业务的资格。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故隐瞒不报的，对企业治安保卫责任人给予警告，或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可建议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所在企业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 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治安保卫工作分管权限，分别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三十条 企业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和护卫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企业给予行政处分或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予以赔偿、触犯刑律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企业治安保卫工作实施指导、监督有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5月30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22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对《广州市企业治安保卫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保障企业财产和职工人身安全，根据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本条例。”
二、第三条修改为：“企业必须将治安保卫工作纳入企业管理，坚持预防为主、确保重点、严格管理、保障安全的原则，并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治安保卫责任人制度。”
三、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健全治安保卫工作制度，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预防和消除治安灾害事故，检查和消除安全隐患，维护本企业内部安全与稳定。”
四、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各级公安机关依照职权分工，指导、监督辖区内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
五、第六条修改为：“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应当协助公安机关指导、监督所属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
六、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本企业的治安保卫责任人。”
第二款修改为：“企业的治安保卫责任人，应根据本条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安机关对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要求，组织制订和落实内部各项治安防范措施。”
七、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根据治安保卫工作需要，设置相应的保卫工作管理机构，配备保卫工作管理人员。不设置保卫工作管理机构的，应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卫工作管理人员。”
第二款修改为：“企业可组建护卫队、消防队、业务上受公安机关的指导、监督。”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本条第一、二款规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情况，应报公安机关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备案。”
八、第九条修改为：“企业保卫工作管理机构、专（兼）职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在企业治安保卫责任人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
本条第（二）项修改为：“制订安全保卫措施，组织落实安全防范工作；”
本条第（三）项修改为：“检查、考核企业治安保卫工作，分析本企业安全防范情况，提出改进治安防范工作意见；”
增加第（四）项：“协助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在企业发生的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
原第（四）项改为第（五）项：“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在企业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及治安灾害事故；”
原第（五）、（六）、（七）、（八）项，依次改为第（六）、（七）、（八）、（九）项。
九、第十一条修改为：“企业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和护卫人员在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现场，有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将行为人立即扭送公安机关的责任。违法犯罪行为被制止后，不得对行为人实施殴打、侮辱、关押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
十、第十二条修改为：“企业应建立治安保卫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各层、级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并参与本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十一、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制订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必须建立和坚持定期检查制度，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消除。”
第二款修改为：“企业接到公安机关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后，应在限期内完成整改项目。”
十二、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应将掌管重要机密和生产、经营指挥决策，以及对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和关键环节，列入要害部位防护范围，并报公安机关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备案。”
第二款修改为：“要害部位必须落实下列安全防范措施：
（一）指定治安保卫责任人；
（二）建立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
（三）设置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泄密所必需的安全设施或技术防范装置；
（四）组织值班护卫。”
十三、第十五条修改为：“企业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和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以及病毒载体和有害菌种，必须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制定应急方案。”
十四、第十六条第（一）项修改为：“同外部经济往来，应核对当事人的证件、委托书、资金真实性以及其他有关的履约能力情况；”
十五、第十七条修改为：“金融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置和使用防火、防盗、防抢、防破坏设施和装备。
各金融单位在新网点建设或旧网点改造施工前，须将营业用房和营业场地的安全防护设施设计方案和图纸报上一级金融单位提出意见，再报送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后方可施工。工程竣工后，经公安机关验收合格，发给安全合格证书，方可启用”。
十六、第十九条修改为：“企业选配要害部位工作人员，应严格考查，按照专业知识技能与思想道德表现并重的原则，择优录用。不适合在要害部位工作的在职人员，应及时调离。”
十七、第二十条修改为：“企业应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对在职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裁定假释、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员，以及被决定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人员、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员，进行监督、考查和教育，并向公安、司法机关通报其表现情况。”
十八、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施工单位进入他企业生产、经营场所，施工一个月以上的，应与该企业签订治安保卫责任合约，并根据需要建立治安保卫组织，接受该企业保卫工作管理机构或专（兼）职保卫工作管理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施工场所有易燃棚架或其他危险物品的，施工单位应组建义务消防队。”
十九、第二十一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企业出租或转租场所供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租赁各方应将生产或经营项目、场所范围、租赁期限等事项，向公安机关报告，并按如下规定承担租赁场所范围内的治安保卫工作责任：
（一）场所整体出租或转租的，由承租人或受转租人承担；
（二）场所分散出租、部分出租或转租的，由出租方承担；
（三）场所整体承租后，又分散转租或部分转租的，由转租方承担。
不承担场所整体治安保卫责任的承租方或受转租方，应与出租方或转租方签订治安保卫责任合约，并接受其对租赁场所治安保卫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二十、原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企业对妨碍、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毁企业财产，侵害企业负责人或其他职工人身安全的行为人，应对其进行劝阻或制止；情节严重的，应扭送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
二十一、原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
二十二、第五章的题目修改为：“法律责任”。
二十三、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二款规定，逾期不完成整改项目的，对治安保卫责任人给予警告或建议其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要害部位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还可责令企业有关部位停产停业。
法律或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二十四、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企业因治安保卫工作措施不落实而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企业治安保卫责任人的责任。”
二十五、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各金融机构新网点建设或旧网点改造，凡不符合安全标准，未取得公安机关的安全合格证的，人民银行不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已向人民银行申领了《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营业场所，凡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由公安机关限期整改；在
限期内仍未达到安全防护要求的，公安机关应当建议人民银行责令其停业或取消其经营金融业务的资格。”
二十六、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故隐瞒不报的，对企业治安保卫责任人给予警告，或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可建议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所在企业给予处分。”
二十七、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治安保卫工作分管权限，分别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删去本条原第二、第三款。
二十八、删去原第二十九条。
二十九、第三十条修改为：“企业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和护卫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企业给予行政处分或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予以赔偿、触犯刑律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十、在第三十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企业治安保卫工作实施指导、监督有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三十一、原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州市企业治安保卫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施行。



1995年2月10日
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 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税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第二节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重新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为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由税法公平价值研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立法方面：在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下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执法和守法方面：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为依法治税创造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前 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2]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3]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加强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就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一，唯有奠定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才能构筑并建设好税法学学科的大厦；其二，也唯有在税法学基本理论方面下工夫，才能凸现税法学研究与税收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税法学实际上依附于税收学的非正常状况。
笔者之所以选择“税法的公平价值”为题，既欲以不逮之力填补税法学研究目前为止之空白，又图凭非分之心反思税法学之基本理论进而为修正、完善之事。换言之，笔者意欲集研习税法学两、三年来于税法的本质、概念和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收法律意识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所思所想，以“税法的公平价值”一题为点，切入并进而扩展至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5]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其间，虽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6]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所探讨的“税法的公平价值”即是上述“契约精神”于税法领域的展现。换言之，笔者是在所谓“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请允许我暂时如此称呼）的基础上展开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索和讨论，并试图由此发散和折射出笔者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至于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及体系的构建——即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则有待于笔者日后在导师提携和学友帮助之下循序渐成。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前言所述，传统税法学由于支撑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偏误等两大根本原因，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仍于其理论框架中再行制度注释甚或“理论创新”之举，对中国税法之跨世纪变革，或曰其现代化并无多大裨益。故笔者意欲在所谓“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本题的讨论。而水自源来、木从本出，对现代税法学加以大致描述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税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税收和税法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本文对税法公平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作为理论工作者准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1]换言之，本文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讨，是建立在笔者对税法学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税收、税法与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和税法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似乎已经成为税法学者应当牢记的第一条规律。[2]因此，在界定税法概念之前明确税收的含义也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本文正是在解决了税收起源、亦即税法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来界定税收概念的。

税收的起源[3]

“‘自从恺撒奥古斯都以后，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课税。’（《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事实的确如此，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处于‘恺撒时代’”。[4]在税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5]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8]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9]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0]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 necessity）[11]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规制市场秩序、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12]

税收（法）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