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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之思考/邹宗翠

时间:2024-06-01 19:47:3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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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
——“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之思考
邹宗翠

  2000年4月24-29日,国家法官学院召开“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国家法官学院各教研室教师、全国法院业大各分校专职副校长及部分教师。最高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会议请来了一些在法官培训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刚从加拿大学成归国的国家法官学院青年教师也介绍了他们在加拿大学到的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笔者作为赴加学习的青年教师中的一员,在研讨会期间,除了做题为“西方法学教育革命”的报告外,还置身会议其中,耳闻目睹,对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法官培训这一整体议题都有了一些思考。
法官培训的必要性、紧迫性
  正如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本次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讲,法官培训的任务迫切而艰巨,而且这种迫切性艰巨性又因为新形势下对法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而加剧。当前我国已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方略,司法系统正在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在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运作,除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之外,更有赖于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可以说,培养高素质的法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回顾我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非常重视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1985年和1987年最高院分别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并相继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业大分校。法院业大和法官培训中心为全国法院系统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使我国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我们同时看到,我们过去所进行的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补课”,即主要是为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法律专业培训,或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法律专业教育的法官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这种培训与我们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当今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社会现象的更新,新法律法规的层出不穷,都向我们的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还不适应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因此,为法官提供多层次、多方位、高质量的培训,就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迫切任务。最高法院充分认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1997年设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它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法官培训事业开始步入正轨;近期内各业大分校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将转轨成为各地的法官培训中心或法官学院,这将使我国的法官培训工作更加系统、更加完善。
法官培训的含义和中国法官培训的定位
  本次研讨会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铭、最高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张军和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就法官培训问题谈了各自的见解。
  张志铭同志指出,首先应对什麽是法官培训做出界定。法官培训,顾名思义,就是对法官的培养和训练。但这一含义还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一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的法官培训,指对在职法官甚至包括法院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另一种是广义的法官培训,它包括通过一个培训或教育过程把一个普通人造就为一名法官,即所谓的职前培训。可以认为,对“法官培训”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法官培训功能的不同定位。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法官培训方面和在法律的其他方面一样存在着差异,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而美国、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则更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这其中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在大陆法系,法官通常被认为是有计划的教育或培养的结果,拿德国为例,司法官(包括法官)培养和训练的全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大学法学教育、实习期教育、见习法官教育和法官继续教育。其中前两个阶段属于普通法学教育,属于任职前的培训;后两个阶段属于任职后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在一个人从事法律职业(包括法官)之前,一般须经过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学教育和专门的司法职业训练。这种大学法学教育和司法职业培训可能成为一个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在普通法系,法官则是职业教育和自由实践的结果,是在专门的职业教育(如美国的法学院,英国的律师学院)的基础上,经过从事律师等其它法律职业的实践后才可能成为法官。在这些国家,没有环环相扣的法官培养体制,没有培养法官的“直通车”,而是更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就在职法官的培训来说,重在法律知识的更新。
  从中国《法官法》就“法官培训”的规定和现实的培训实践看,我国的法官培训应做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同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做法相类似。但是,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却不具有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都是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在德国等国家,这种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中国却没有这种“职前训练”。因此,我国的法官培训必须做这样一种思考:要麽继续维持对“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同时强化大学法律院系法律教育的职业指向或特色;要麽扩展“法官培训”的含义,使其具有与普通法学教育相衔接的“职前训练”的内容。
  基于上诉思考,应如何定位我国的法官培训呢?这一点还要从最高院“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和“法官培训条例”中寻找答案。“法官培训条例”将法官培训分为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以及其他培训,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法官培训从长远讲是限定于对在职法官的培训的,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造成的法院干部的知识水平的差异,以及法院干部构成的复杂性,法官培训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类似于大学法学教育的“补课”性质的任务。虽然如此,最高院提出的法官培训要完成三个转变,即由学历教育向岗位培训的转变,有基础法律教育向高层次法律教育的转变,由知识型法律教育向能力型、素质型法律教育的转变,说明了我国法官培训的长远追求是对法官的在职培训,是要培养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实现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贺卫方教授在他的报告中介绍了日本司法研修所的情况,并对其于我国是否有借鉴意义做了评价。他的介绍也提出了法官培训的定位问题。
  在日本,所有的法律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开始职业之前,都必须经过司法研修所的训练。承担法官培训任务的机构是司法研修所,它属于最高院的一个下级机构(这一点与我国相似),其培训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学徒,即那些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被接纳到研修所研修的人员(一般为大学法律毕业生);一是接受在职培训的法官。之所以法科学生在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之后还必须进行专门的培训,是因为本科教育还不足以造就一个能够初步担当法律事务的人才。日本的大学法律教育不止是培养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还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政府官员以及公司雇员。大学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较少涉及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那些选择从事法律事务的毕业生便需要在任职前再接受实践性的训练。
  贺卫方指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日本极为相似,大学毕业之后的实务性训练非常必要。在我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训练,但却都是在进入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之后进行的。例如,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法院,丛书记员干起,书记员虽然也是一种职称,但也可以说担任书记员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研修过程。不过,这是一种千差万别的过程,训练内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要求,无法完成培养素质、技能相对平衡的法律家阶层的使命。他呼吁,在我国,本科毕业后的统一研修非常必要。
  目前,我国司法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各地法院都在试行书记官单列制度、终身制度,国家法官学院于今年秋天将迎来首批书记官班的学生,那麽在这种局面下,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分配到法院工作后的地位问题已侍待解决,贺卫方的提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后我国的法官培训是否也应包括对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有志于从事法官职业的学生进行的职前培训?这个问题有待制度制定者做出决定。
法官培训的任务和内容
  要回答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这一问题,莫过于到“2001-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寻找答案。该文件是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之一,目前还是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将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分为三部分:岗位培训、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
  岗位培训包括五部分:1.初任法院院长、副院长任职资格培训;2.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3.晋级资格培训;4.续职资格培训;5.其他培训。
  岗位培训贯穿了法官任职的全过程,是法官终身培训。1)初任法官的,须在通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后,接受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对于初任法官的培训,国家法官学院已于去年成功地举办过初任法官培训班,全国范围内的初任法官在法官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2)法官每三年须参加一次续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继续履职。3)晋升高级法官的,须先行接受晋级资格培训,培训合格者方可晋级。4)凡新调入法院,拟任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的,许接受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5)法官培训机构要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举办政治形势与理论培训班,新法律、法规培训班,审判与社会专题研讨班,专项业务研修班等法官短期培训班。以上这五个环节丝丝相扣,可以说,通过以上这五个环节的培训工作,对于法官的素质的持续性要求可望达到。
  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包括三部分:专家型法官的培养;复合型法官的培养;推进研究生教育。专家刑法官指的是具备精深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要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在相关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才。复合型法官是指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科技、外语、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法官,这样才能使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研究生层次的高学历法官也是法官培训的一部分。
  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在完成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法院人员组成复杂而面临的“补课”任务后,应举办具有人民法院特色的专科学历教育,探索书记官等司法辅助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
  法官培训应包括那些方面的内容呢?根据最高院肖扬院长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的精神,对法官的培训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法官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训;2)法官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的培训;3)法官的公正司法意识的培训;4)法官业务素质培训、知识结构的更新。
法官培训的途径和方法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员都承认法官培训与普通法学教育有着很大差别,其突出表现在培训对象的特殊性上。法官培训的对象是法官,他们大都具有审判实践,知识结构也已相对稳定。面对这样的培训对象,传统的注入式(灌输式)教学方法存在着许多弊端。因此应积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王晨光老师所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和国家法官学院赴加留学归国教师的讲座具有很大启发性。
  根据加拿大的经验,法律教学应使用一套建立在合理的教育学理论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要形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收者的做法,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通过采用各种教学辅助手段,实现提高学生的各种技能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这种教学方法突出了法官培训的职业型、实践性的特点。研讨会上青年教师就“案例教学法”进行了现场演示。
  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案例主要来自司法实践,内容有客观依据,而且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判决结论又具理论穿透力。这种来自实践的具有典型性的事实依据,是解决法官独立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案例教学是以列举事实案例为主线索,以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为主要方式,让法官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讨论,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因此,案例教学可以让受教育者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践问题,从而使其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实践锻炼,使知识直接转化为能力。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其内在智慧,提高创造力。讨论式、启发式的案例教学法,正是针对法官这一成人群体的自身特点,使法官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提高了他们的司法工作素养。王晨光老师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也是突出实践性,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方法。
  综合与会者的意见,法官培训中的教学方法应以知识讲授为主,但决不能使用“填鸭式”讲授,要注意激发学院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强化实践课的比重,要注重学员的参与,尽可能多地使用案例教学法等能够激发学员参与性的方法。注重学员参与绝不是只是图课堂活跃这一表层现象,而是为了更深层次的理念的实现,为了开发学员的潜能,培养学员技能,培养学员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结 论
  本次研讨会的题目是“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但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问题却并未为题目所限制,而是在更宽的层面上对中国法官培训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探讨。最高院刑事审判庭的张军庭长对法官培训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其报告中都有所涉及。研讨会通过对国外成功经验的介绍、学习,以期改进我们的工作,努力做好法官培训工作,积极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为加速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做出贡献是每一位与会的法官培训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正如笔者在研讨会上讲过的:“从革命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来说,革命(法学教育革命)似乎是失败了,但革命者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见识,却以被法学教育者们所认同和接受。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就中国法官培训问题进行探讨,无论其结果如何,成功与否,我们展开讨论这一事实本身,都将是对中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弘扬与推进”。
  
  参考文献:
  1.肖扬“加强教育培训,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法律适用》2000年第5期。
  2.曹建明“在‘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贺卫方“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376页。
  4.张志铭“对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72-76页。
  5.陈小君“中国法官继续教育的教学方法探讨”,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48-51页。
  6.“法官培训条例”(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107页。
  7.“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
  (作者单位:天津海事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2010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6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0〕1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已于2010年4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为正确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

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

第二条 台湾地区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参与民事诉讼,与大陆当事人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平等保护。

第三条 根据本规定确定适用有关法律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适用。



实习报告

南开大学 法学双学位2001级 刘鸽


关 键 词


诉讼参加人 效力待定合同 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

善意第三人 审判委员会





首先,我想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和指导的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我的指导老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
我的实习是由南开大学法律系和四平市中院共同安排的。通过实习,我在我的第二专业法学领域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巩固并检验了自己两年本科学习的知识水平。实习期间,我了解并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中还担任了书记员的工作,并且对部分参与案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此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对程序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实习单位充分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
实习期间我主要对关于郭继魁与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尹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加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并被特许参加合议庭评议。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
郭继魁与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中兴建筑公司、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尹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03年4月29日作出(2002)四西民二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郭继魁不服,提出上诉,四平市中院于2003年7月4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继魁、委托代理人盖如涛,被上诉人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委托代理人胡振儒,被上诉人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苏军,被上诉人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付佳宾,被上诉人尹杰、委托代理人窦树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继魁
委托代理人:盖如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连贵
委托代理人:胡振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建筑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连贵
委托代理人:苏 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孝贵
委托代理人:付佳宾,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尹 杰,
委托代理人:窦树法
三、原判要点和上诉的主要内容
原告郭继魁诉称:1999年6月7日原告与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签订商品房出售协议书,将中兴二期工程⑥-⑦ ,2/0 A - B轴约86平方米商网出售给原告,原告按合同约定交房款30万元,后又于1999年9月26日、9月30日分两笔交增面积款13万元。但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合同,交付房屋。此房于2001年5月被被告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卖给第三人尹杰,是重复买卖,这种行为是无效的。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并承担诉讼费。
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辩称:原告所述无异议。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与原告所签的合同是受经贸公司的委托,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是初始买受人,交付了全部房款,应予以保护。第三人与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所签购房合同是重复买卖行为,开发公司发现重复出售后,已通知第三人解除合同,且第三人的房款未全部支付现金,是用一辆车折抵了20万元房款,是无效合同,经贸公司可以按照规定赔偿第三人损失。
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辩称:被告建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了全部房款,第三人与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属于重复买卖,是无效合同,不应支持。
被告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做答辩。
第三人尹杰诉称:第三人于2000年4月6日与被告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且被告经贸公司已确认了第三人的买卖关系;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
原审法院认为:与原告签合同的被告建筑公司不具有销售房屋主体资格,与第三人签合同的被告开发公司具有销售房屋的主体资格,虽然原告购房时间早于第三人买房时间,但原告与第三人的各自买受行为不是建立在同等条件之上,故不存在初始买受权问题,原告与被告建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但被告建筑公司明知不具有预售商品房条件就与原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受益人被告经贸公司在同意此房卖给原告之前,就已给第三人换了房款收据,因此二被告的行为对原告是一种欺诈行为。被告经贸公司以持有《商品房出售许可证》为由,愿将争议房屋卖给原告,但《许可证》是在2002年7月取得的,不能对抗以前的买卖行为。被告开发公司发现该商网重复出售后,于2002年9月6日向第三人发出通知,因无权出售此房,要求解除合同。但被告经贸公司于2001年5月17日给第三人更换了交付房款的收据,换收据的行为就是被告中兴经贸公司同意将此房出售给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解除合同是单方行为,是无效的。因此,第三人与被告开发公司所签购房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第三人尹杰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其买卖关系成立;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与原告郭继魁签订的合同无效,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返还原告郭继魁购房款43万元,并给予房款43万元一倍的赔偿损失,两项合计86万元。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郭继魁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重新判决郭继魁与建筑公司买卖商品房合同合法有效,保护上诉人的初始买受权。其理由概括为:建筑公司是该房屋的施工单位,出卖此房是该楼房投资人经贸公司委托同意的,卖房款由经贸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此后经贸公司于2002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对建筑公司买房行为再次予以确认。郭继魁买房是1999年6月7日,尹杰重复买该房合同是二年后的2001年5月,同尹杰算帐“换据”是2001年6月,均在经贸公司2002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之前。但尹杰的购房合同,此前卖房人已声明废止,而对上诉人购房协议,卖房人在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予确认。据此应认定初始购房合同有效,此后重复购房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经贸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公司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异议,经贸公司同意按照规定赔偿第三人的损失。
被上诉人尹杰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郭继魁与经贸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购房款已按合同约定全部交齐。且被经贸公司以开具购房款收据的形式予以确认,因而尹杰的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
四、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及认定
1996年9月四平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开发建设座落于四平市铁西区英雄大街20号:0204-39的站前批发市场项目。项目开发人是开发公司,投资并组织建筑施工管理人是经贸公司,建筑施工是建筑公司。工程于1998年6月开工。
1999年6月7日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了《购房协议书》(建筑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房是由经贸公司委托),郭继魁购买中兴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⑥-⑦,2/0 A - B 轴,建筑面积约86平方米,交付房款30万元,同年9月26日、9月30日又交增面积款13万元,因该商网内部装璜工程未完工,未能交付使用。
2002年4月25日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销(预)售合同》,尹杰购买中兴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 ⑥-⑦ ,2/0 A - B ,轴建筑面积89.5平方米,按合同约定交付房款34.5万元,建筑公司开据了收据,经贸公司又自自己名义予以换据。该建筑面积与郭继魁购买的建筑面积均为商网一层同一处房屋。起诉前,尹杰在未取得进户手续,未经卖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该房屋自装防盗门上锁,予以占有和控制。
2001年9月25日,在吉林扬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经贸公司法律顾问)胡振儒的见证下,由中兴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贸公司、开发公司三家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代表,对站前批发市场新建楼房(中兴二期工程建筑楼房)的所有权进行了确认。三方协商一致,确认该新建批发市场楼房为经贸公司所有,该公司对此批发市场楼房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2002年7月29日经贸公司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对过去委托建筑公司出售的商品房,及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购房协议再一次进行确认。2002年9月6日开发公司以无权出售商网房屋为由,向尹杰送达了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通知,并要求解决善后事宜。后因尹杰强行占有了合同约定房屋,2002年10月23日郭继魁向铁西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得协议约定商品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