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刑事公诉风险问题的思考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电话：010-65014161

一般来说，由于民事诉讼调整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容易引起关注，特别是涉及诉讼标的额较大时，相应的诉讼费用更为突出。而刑事公诉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来履行职责，这之前侦查机关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因此，公诉机关的刑事诉讼风险很容易不被重视。但是，随着法院审判中心主义的兴起，法院进行刑事庭审判决时担任居中裁判的角色越为彰显，检察机关的公诉风险研究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一、一个刑事公诉风险的典型案例
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被告人郑某某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姑妈王某抚养成人。王某有一子王甲、一女王乙。2000年郑某某随王某来京做小生意，和王某、王甲、王乙一起生活，并受雇于王某，由王某每月发给其工资。后来王某欠郑某某工资1000余元没发放，郑某某便偷偷将王乙床铺下的存折拿出去到银行取出1万元人民币，被王乙告发归案。公安机关侦查完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根据王某某、王甲、王甲妻子等的证人证言和存折以及被害人王乙的陈述，认定盗窃事实成立，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中“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规定的情形，因此依法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时，王甲、王甲妻子的证言发生变化，王乙作为案件被害人也请求检察机关不要追究郑某某的刑事责任。这样，案件的发展将检察机关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原本事实清楚的案件却因证人翻证导致指控无力，最后法院宣判被告人郑某某无罪。
二、案件反映的公诉风险原因
一般来说，公诉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证据的变化风险和指控罪名不准确的风险，这种风险对每一个刑事案件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对有些类型的刑事案件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本案所涉及的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案件。
1、犯罪事实主要依靠亲属间证人证言建构的证据体系，在案件当中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出现较大的变化。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虽然王乙等都不是其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但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且又有血缘关系，王乙到公安机关报案时可能也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这样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其本人往往事情一过就后悔，或者在亲属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放弃原来要追究郑某某刑事责任的念头。因此，证人证言的变化和无罪判决的做出也就在所难免。
2、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问题。违法必究是沿袭已久的一个执法理念，检察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往往集中反映在追诉效率上。在这种执法观念的指导下，从侦查人员到检察官往往更为关注有罪的证据，而忽视了无罪证据的搜集与固定。事实上，郑某某盗窃一案的公诉风险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种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事发现场一般只有亲属在，而亲属之间的有罪证言很不稳定，往往会掺杂一些主观情感，有罪证言向无罪证言转化的倾向总是存在。国家的公权力介入这种亲属关系之间去追究轻微的刑事犯罪往往出力不讨好。正是由于该案的证人证言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趋势总是存在的。这样，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如果没有对这种证言趋势的发展概率做出正确的评价，简单地处理为有罪追诉的模式无疑会加大案件的追诉风险。
三、此类案件公诉风险的应对
此类案件的公诉风险问题相对比较集中，研究其应对策略有益于为解决一般案件的公诉风险探索出一个积极的处理模式。
1、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谨慎起诉。司法的最终价值在于对社会关系的维护。这至少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司法来建构尚未建立的社会关系；二是通过司法来修复被破损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案例中郑某某的行为已经对与其生存相关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完全不是只有通过司法机关才能修复。事实上，通过相关关系人的调解，被害人王乙也已经出现了欲放弃诉讼的念头，这时检察机关的追诉就应当谨慎，要提前做好证人翻证的防范性工作，避免陷入“两头冷中间热”的尴尬境地。比如，对被害人的心态要正确把握，对与此相关的关系人的证言要确实固定好，细化案件的各种证据，切断证言变化的可能。
2、建议被害人自诉或者作不诉处理。根据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案，及时消化各种有可能引发的矛盾。比如，在案件的受理阶段，应当建议被害人自诉，这样给被害人以充分的自由处分权，避免检察机关生硬介入后的种种弊端。如果案件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经过调解使得被告人认识了行为的错误，同时被害人也愿意接受被告人的弥补措施，对这类犯罪危害不大的案件应当采取不诉处理。
3、如果被害人坚决要求起诉，应当协调法院建立快诉快审的司法渠道。对待这种证人证言极易发生反复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和法院进行协调，采取快诉快审的简易审方式，快速判决、快速结案；同时建议刑罚时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证人证言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社会摩擦的加剧。
4、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思想指导下，树立案件的诉讼风险意识，节约司法成本。检察机关要适应新的形势，树立起诉讼风险意识，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监督的效果，真正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郑某某盗窃一案，从公安机关大量的侦查取证工作，到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最后法院判决无罪又引起检法两部门检委会、审委会的大量司法性工作，司法成本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消耗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用如此大的司法成本，必须计算相应的诉讼风险，尤其是要充分注意具体案件的刑事追诉目的。如果仅仅因为诸如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犯罪，就过于奢侈地消费有限的法律资源，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类案件的刑事审前程序完全可以实现比刑事追诉更为有效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审查起诉部门必须适应检察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树立刑事公诉的诉讼风险意识，从而有效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


　　违法性是否构成行政不作为的法律特征，一直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行政不作为是必然违法还是有合法与违法之分，是我们研究行政不作为的关键。从司法实践角度而言，研究行政不作为违法性法律特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若行政不作为存在合法与违法之分，那么司法机关面临的是如何确定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标准的问题。再者，若行政不作为是违法的行政行为，那么这种违法是当然违法还是宣告违法呢？另外，在认定行政不作为违法后，行政主体责任承担范围以及对相对人的救济措施问题又该如何确定呢？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确定违法性能否成为行政不作为的法律特征。
　　强调行政不作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的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区分的标准是行政主体能否以积极的直接对客体发生作用的方式进行活动，表现为做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如果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则应该属于行政不作为。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将行政不作为分为合法的行政不作为与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合法的行政不作为又分为以下两类：(1)、法定免责的行政不作为，如由于发生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公务延迟；(2)、具有法定不作为权利的行政不作为，即法律上对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意义进行了规定，既无外部表示行为，但同样发生法律效果。针对合法行政不作为的认定，笔者认为仅强调了行为外在表现形态上的消极性，不全面也不科学。法定免责的行政不作为即行政不能行为，忽略了行政不作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的意志性特征，在此种情况下，面对不可抗力的影响，行为人主观上缺少自我控制与意识的能力，因此这种行政行为不应归属于行政不作为。第二种分类具有法定不作为权利的行政不作为，这种行政不作为较典型的例子是主管机关逾期未通知游行负责人许可决定的行为，视为许可行为，即行政主体许可方式包括明示或默示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论证，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无合法与违法之分，违法性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的法律特征。但是，承认违法性是行政不作为的法律特征，并不意味着肯定行政不作为等同于行政不作为违法，即行政不作为并非当然的违法，确定行政不作为违法仍需通过司法机关依法予以确认。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

　　第一、行政不作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是能够引起具体的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任何法律行为都是一种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具体的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存在的外在现象。而行政不作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其实质上是客观存在的外在法律现象，而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法律对行政不作为这种客观现象所给予的一种法律评价，所以行政不作为并非等同于行政不作为违法。

　　第二、在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当中，宣告违法作为一种主要的救济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宣告违法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确认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为已经成立而宣告它为一种违法行，采用这种救济方式的价值在于它是其他救济方式的前提与基础，对其他救济方式具有预决的意义，且是追究行政不作为责任的直接依据。如果行政不作为是当然违法，那么行政不作为一旦构成就必然是违法的，因而直接采取责令履行、责令赔偿等救济方式或直接追究不作为责任即可，无须在此之前宣告违法。那么在公安机关未履行救助义务的救济当中，公安机关这种救助的义务已无履行的必要与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再责令其履行则完全失去意义。因此这时只能宣告该行为违法，然后对其造成的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则责令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宣告违法是认定行政不作为成立及违法性的必要与关键性程序，行政不作为违法是宣告的违法并非当然的违法。在行政不作为被宣告违法之前，其只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而无任何合法或违法的属性可言，即使行政相对人认为其违法，也不能直接抵制该行政不作为并否认其效力，而只能通过法律宣告认定其违法。

　　因此，行政不作为违法性的认定存在着法定的程序与要求，将行政不作为简单等同于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正确区分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我们准确把握行政不作为违法性法律特征的关键。